从民办教师到省委政研室处长：他用文章5次改变命运
余爱民，湖北省委政研室(省改革办）副处长，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过农民、村组干部，小学民办教师、中学雇请教师、电大聘请教师，任过白螺镇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荆州团地委宣传负责人，监利报总编辑、监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税改办主任、县土地延包办主任、县乡村化债办主任。
累计发表新闻稿500多篇，多次获湖北新闻奖。近10年主要从事农村问题调查研究，撰写农村调查报告200多篇，主编和参与编写三农著作10部，28篇调研报告获湖北省委优秀调研文章奖及省部级奖励，21篇机关公文写作体会文章刊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上。
人民日报曾刊发《余爱民：农村调研土专家》，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农民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作过专题报道。
一路有你，苦一点我也愿意
我和文章那些事
余爱民
想想这半辈子，跟文章的关系还真是“扯不断理还乱”，从小读书学写文章，参加工作当老师常写文章，有段时间办报纸专写文章，现在“以文辅政”更离不开文章。
几十年携手走过来，依靠文章做了些事情，依靠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依靠文章获得了不断的进步、得到了不少的快乐幸福。
偷得浮生半日闲，理一理我和文章的那些事，借用张学友的一句歌词：一路有你，苦一点我也愿意！
我十四岁因家贫辍学，回乡种地，大队支书看我家人多劳少，也看我读书成绩好，照顾我到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教学点上当老师，一年5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棒劳力”。
记得教室是生产队的猪圈改装的，课桌是八块水泥板，两个年级、16个七八岁的学生，复式班，别看我小屁孩一个，又当校长又当老师，语文算术体育音乐一人全包，还兼着生产队的出纳，管几万元钱。
我学习刻苦，教学扎实，学生考试成绩好，在小乡和大区里名声渐起，有县里来的局长科长也屈身到“猪圈小学”听课。两年后我被提拔到大队小学教书，教五年级毕业班，全区统考，每次第一。
当时白螺区新来了一个文教组长叫曾强秦，听说有伯乐之名，有天他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听了我的课，很喜欢我，要我陪他到邻近的杨林山小学去一趟。
山上有座天妃圣母庙，相传是明代皇帝题匾赐封的，庙里有一些诗词对联，我们顺道进去参观，组长问我会不会作对联，我说试试看，我辍学后跟几个乡村老先生学过做诗做联，作个对联没问题，我们大队所有新婚对联都是我写，每年过年我都要为乡亲们写春联。
组长要我以庙和山为题，我想了想作出两句：十五年庙宇重修，天妃圣母与民同乐；九万里河山一览，江汉平原唯我独尊。
组长吃惊地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又问我能不能作首诗呢，我说好的，再试看看，走了几步便拿出笔记本写下一首七言诗：
一峰雄峙大江边，拍岸惊涛吞九天。
龙匾千钧吐日月，凤檐万丈入云烟。
凭栏仰读岳阳记，回首沉吟黄鹤篇。
壁上挥毫问圣母，本人何日成诗仙。
诗句写得有点狂，组长高兴得直点头，止不住地夸我有才。听说回去后在文教组会议上激动地说起他发现了一个人才。
一个月后，曾组长举荐我破格参加荆州师专首届函授招考，所谓破格，报考条件必须是公办老师、中学老师、师范毕业，这三条我一条都不符合。
我懵懵懂懂去参加考试，全区参考的有二十多人，都是中学公办教师，不少是教高中的，带队的领导笑我是“麻雀夹在雁群里飞”。
考试结出来了，全区中文系数学系各录取一人，中文系那人是我（后来补录了一个叫王周全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也是全县录取的四十多人中唯一的民办教师。曾组长因此经常自夸慧眼识才。
我很高兴因这一联一诗圆了大学梦。
在白螺中学当雇请教师的时侯，我向中国青年报投了一首长诗，题目叫《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反映毕业生疲惫不堪的学习和痛苦不堪的心态，长诗前有个序，介绍我为什么写这首诗，还落了一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中学初三一班班主任余爱民。
中国青年报全文全诗照登，占了很大版面，还加花边呢。
那个影响大得不得了，全国各地好多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还有解放军战士给我来信，信象雪片一样地飞来，说我写出了实情，道出了心声，说我是学生们的代言人，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喔哟喂，一不小心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
有个长沙的中学生，千里辽辽找到白螺中学，要请我“当面指点迷津”，那天我不在学校，校长接待了这个学生，校长跟他说：“你快回吧，余老师这会儿正在迷津之中呢”。
校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大事不好！听说上级教委的领导看了那诗很不高兴，说是影响了我们县素质教育声誉，学校正责令我写检查呢。
检讨还没写完，校长提拔到白螺镇当党办主任，党办那时缺人写材料，尤其缺对外宣传的笔杆子。校长眼珠一转，余爱民不是能写诗登报吗？一句话就把我借调到党办当秘书了。我当时还依依不舍呢，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抑扬顿挫地朗诵。
我是89年初借调到白螺镇党办当秘书的，年底中央下了一个关于加强共青团工会妇联组织建设的文件，县里来人要我们镇配一个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王崇庆把脑袋一摸，就余爱民吧！
团委书记在乡镇工作中算个“小菜一碟”，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管一万多青年，肯定要“小题大做”。今天一个青年座谈，明天一个篮球比赛，后天一个检查评比，硬是把原本“冷水泼火冒青烟”的一桩事，搞得象“劈柴烧火只飘的”。
90年底，我们镇团委被评为全县先进团组织，团县委要我写个经验总结，我试着想写一个“不一样的总结”，题目叫《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分三部分：卒子胸有大目标——为党分忧，为青年解难，写团委的规划和思路。
卒子职责就是拱——学猪八戒肯拱，学诸葛亮会拱，写团委的作法和成效；卒子最富有奉献精神——拱到底，不回头，写团委的干劲和精神。呈了一份团县委，顺带寄了一份给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黑体大标题下一行落款也特别醒目：湖北省监利县白螺镇团委书记余爱民。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团地委和团省委的关注，两级组织都到我那儿去考察、办点，我的工作乘势而上。
第二年，我们镇团委获得地区五面红旗，后来又被评为全省十面红旗，我也被授予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全省优秀团干部称号，出席全省共青团“九大”，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坐洪山大礼堂主席台。
这个崇高荣誉已让我美得像麻雀吃了酒糟飞——云里雾里搞不清方向了。哪晓得，好运气如同老鼠拖棒槌——大头还在后呢。
1993年5月，我又出席全国共青团十三大，并且作为全国6万个乡镇团委书记的唯一代表，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人生最难忘，93年5月3日，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小小的乡镇团委书记，竟和江主席、胡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坐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我还当了一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坐在首排，坐在奥运会飞碟冠军张山旁边。说出来掉底子，这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
第一次上北京，北京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让我终身光彩和荣耀，使我终身骄傲和自豪，给我终身信心和力量！
北京归来，组织上给我三大实实在在的关怀：转正了——拖了四年未解决的教师转行政问题一周就办妥了，并且是县委书记亲自督办；提升了——当了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调动了——借调到荆州团地委工作。
同事们都羡慕我“名利双收”。我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和光荣的共青团组织，应该感谢各级团组织关怀培养和我的乡村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我是否也应该感谢我那篇《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的文章呢？
我在荆州团地委挂职两年，负责宣传部工作。我的写作爱好与工作需要形成了“有机结合”，我与文章进入“密月期”。
那两年，荆州日报、荆州纵横等报刊给共青团开辟专栏，每周每月固定上稿，我是他们的特约撰稿人，也是湖北日报等报刊优秀通讯员，我参与荆州共青团组织力推的有影响的国家级典型总有七八个。
还记得有个搬运工人徐永富，年轻时打架坐过牢，出来后发誓做好人，不知怎么碰到一个孤儿，一动心就收养着，后来又碰到一个，再收养，前街后村都知道了，把拾到的婴儿都往他那送。
几年下来竟收养了20多个，一个大老爷们日夜里围着孩子转，自己的3个孩子没精力管，寄居在亲戚家中和学校里。
我一连八九天天天下班骑车往他家跑，最后写成《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知音》杂志发，《法制日报》发，国内和国外几十家媒体发，徐永富当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
中央电视台投巨资为他拍了一个六集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香港台湾好多慈善家亲自上门为他捐款。
像这样的典型还多呢，还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啦、全国十佳星火科技带头人啦、全国十佳青年科技工作者啦，这些典型都不是上面下达指标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团组织的发掘宣传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而后受到表彰的。
除了宣传先进典型外，我也写些社会新闻特稿，所谓特稿，就是那些吸引眼球的大稿，当然团干部写文章肯定是弘扬社会正能量。
记得那年荆州日报开办特刊，开张版的头版需要有一篇重头稿，百里挑一，把我的那篇《妯娌换夫》的稿子用上去了，发了一版转二版两个整版，文章写的是为了追求爱情两妯娌不顾闲言碎语勇敢地互换丈夫的真人真事。
后来接着刊发《淤泥里举起喊冤的手》、《一个千万富翁的女设计师》、《大山里藏了个微型小学》、《狗日的孙山是汉奸——一个抗日英雄与他日本孙媳妇的故事》、《儿打天下老子坐——记监利散打武术馆长和他全国散打冠军儿子的故事》等几十个特稿。
我那时有个目标叫“写满中国”。
我在床头挂起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找出各省市区著名报刊打上圆圈，每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便插上一面红纸剪的的小旗帜，我在地图上方写上一行大字：“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平生写了一封最值钱的信，一字一万元，一篇一千万。
那封信是求助信，题目叫《十万灾民呼唤救助》，刊发在我任总编辑的监利报上。
写的是1998年的监利县，遭受特大洪灾，为确保武汉和江汉平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监利主动扒开3个防守了两个月的民垸，几十万亩粮田被淹，两万栋房屋被毁，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希望多方扶持，共渡历史难关。全文1000字，用的是散文体，骈散结合，情真意切。
求助信发出后，反响强烈。福建的海峡都市报全文转载，福洲全体的士司机拿着发有这封信的报纸开了一天义车，当天全部收入100多万，全部捐赠给了监利。一个月时间，打进救助信下面账号的资全达到1000万元。
一字万金，绝对不是我写的文章怎么好，而是监利人民舍小家为大家的高风亮节感动天地，而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时代风尚映照日月。
我的一篇千字文如同一滴水珠溶入了这个大海，得以共享辽阔和深邃，共享灿烂和辉煌。
98抗洪，监利县牺牲了7个农民，我写了5个，编了一个。
编的那个人物叫胡继成，上车湾镇的青年农民，带病上前线，奋斗十七个昼夜，最后倒大长江干堤上。
通讯员写来了一个简短的消息，我发现这是抗洪前线牺牲的第一个农民典型，应予高度重视，便约了头版编辑万东方与通讯员一道深挖细找其事迹，很快形成通讯稿《生命的最后一搏》，监利报首发，中央和全国各大媒体一齐跟进，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一次次隆重推出，使其迅速成为全国著名英雄。
另一个人叫杨书祥，朱河镇余杨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在倾盆大雨中带领团员青年抢堵溃口，不幸被倒下来的电线击中，死时手握一柄铁锹。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含着眼泪连夜完成长篇通讯《队长倒在团旗下》，监利报首发，之后中国青年报头版用一个整版编发，报眼配发评论员文章《青春方阵看头雁》。
紧接着，我写杨书祥的妻子徐燕子《接过丈夫那面旗》，人民日报隆重推出，又配发评论员文章《永远飘扬的旗帜》。
江总书记《在98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高建成、吴良殊、胡继成等人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特别赞扬了李向群、杨书祥两家“儿子牺牲了，父亲冲上来；丈夫殉职了，妻子顶上去”的感人事迹。
我很荣幸地编写中国抗洪英雄群体中的两位烈士，让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光辉典范，连同伟大的抗洪精神一起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里的一笔重要财富。这个特殊的荣誉和价值远不是一字万金可以比拟的。
从报社老总转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第八副主任”，兼县税改办主任、土地延包办主任，乡村化债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一句话，农村工作那摊子事我全打包了。
头一个月下乡查农民负担，顺带查出农民另一个强烈要求：要地。负担减轻后，土地值钱了，包袱变成了财富，原来甩，现在抢，都有理，汴河镇农民为争地发生打架纠纷一百多起。
因税改引发的矛盾，我这个税改办主任责无旁贷，我得管啊，经过广泛调查，我写成了第一篇调研报告《当前农村土地矛盾、成因及解决办法》，寄给省委办公厅。
我是抱着试看看的心态，没想到一炮打响，俞正声书记作了重要批示，肯定“写得很好”，邓道坤副书记给了高度赞扬，批示“文章情况清楚、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发全省参阅。”
整个县委大院都在惊讶我创造的奇迹，有赞扬的，有怀疑的，有说我瞎子撞钟的。我呢，又下乡了，我的第二个课题必须要做了——《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不办，群众要骂娘，办，没有钱，找群众收，违反税改纪律，怎么办？
又是一个月调查，跑了全县105个村。鲜活的东西太多了，不忍心删去，就让他1.8万字吧，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1万7千多字呢！再寄上去。
俞书记又作了“此文写得好”的批示；省委办公厅《决策参考》全文发表，发了34个页码；湖北日报分三期连载，还加了一个令人激动的长长的编者按。说我胸怀忧国爱民之情，说我走千家串万户打捞到一手鲜活的材料，说我远离八股，不事雕饰，捧出的是真正带有泥土芳香的精神食粮——县领导说这是把余爱民当作革命烈士在歌颂呢。
别问收成，只管耕作，收了麦子播棉花，接着来呗。
我给自已定了一个指标，一个月完成一个课题的调查。两年时间共写了25篇调查报告，呈俞正声书记10篇，都获得了批示肯定，9篇发全省市县领导参阅。
2006年6月1日，我被破格调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有人悄悄地问我跟省里哪个领导熟，送了什么礼物，我说，我只跟省委书记熟，我送了10篇文章。
在省委政研室这个高高的平台上，我只有勤奋的份，因为要学历我没学历，要级别我没级别，但我有勤奋，勤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所谓勤奋就是自讨苦吃。
举个例吧，我们全室同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双休时间到江西婺源考察了两天，本来是去放松的，我却找到一个要紧的问题，那就是借这个机会作一个江西与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比较分析，白天随团参观问情况，晚上打开电脑查资料，返程路上打开电脑整理，车回机关。
我的考察报告《江西新农村建设的九点启示》也基本完成了，省委副书记杨松在上面批示“发《决策参考》”，副省长刘友凡还作了一个很激情的八字评语：“九点启示、十分可贵！”并指示把其中的思想吸收到全省新农村建设会议中去。
调查研究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在省委政研室主要作四个方面的调查研究。
一个是大战略调研，比如参与仙洪试验区、鄂州城乡一体化等所有农村发展战略调查。
第二个是新模式调研，比如参与侯安杰模式、春晖模式、华丰模式、福娃模式等所有湖北农村改革创新重大模式调查。
第三个是重大典型调研，一些农民兄弟经过我和农民日报驻湖北站长何红卫联合采访调查，更主要是各级组织着力培养，成为全国三农新闻人物，我们为之高兴，也有个别农民“出了名后出了事”，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
第四个是重大问题调研，主要是普遍性、根本性或苗头性问题的调研呈报。
我经历的三任省委书记都非常重视关心支持调查研究，给我的调查报告高度评价。
俞正声同志给我22篇调查报告作过批示肯定，批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此文很好”和“反映了实际情况”。
罗清泉同志批示肯定“余爱民同志对新农村建设几个问题的研究很有深度”。
李鸿忠同志曾经在我参与执笔的一篇调研报告中批示要求“作教材使用、作指引用。”
近年来我参加了省委组织的三轮“三万”活动，在农民家里住了330天，省委副书记张昌尔批示称赞“爱民同志爱农民，精神可贵！”
我的调研工作已坚持了十年，共写了200篇调研报告，多数是独立完成的，少数是合作完成的，多数是自己选题，少数是领导安排，共获得中央和省领导批示140篇。
这些报告很多被批转到全省县市参阅，或吸收为领导思想，或转化为领导决策，其中有的被批转到湖北日报连载，有的被批转到省委党校作辅导教材，有的被批转到档案馆作“永久史料保存”，有的还被县市区委作为党员干部必读书目、被农民群众收藏。
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赋予和馈赠，反映了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心重视农村工作、关心重视农民问题、关心重视基层意见，关心重视调查研究。
来源： 帅帅职场屋
编辑：纪海涛
审稿编辑：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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